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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-02-10 15:43:17
我在马背上同枪杆子过了大半辈子。回首往事，我有过心酸，也有过欢乐。我愿把自己的戎马生涯倾述出来，纪念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友，为今天的建设事业尽绵薄之力。
1905年清朝光绪年间，辛亥革命前夜，我出生在鄂尔多斯高原达拉特滩上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。由于家境贫困，我少年时代没有读过多少书，对于历史的变迁不懂得多少，只知道自己命苦。
但是，那个时候达拉特旗正是逊博尔巴图王爷在位当权，繁重的苛捐杂税，混乱的社会秩序，洋人兴教堂，义和团运动，过往的各色军队......种种直感告诉我，青少年时期的我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。
二十岁那年，即一九二四年，为了糊口度日，我参加了当地驻军，就是阎锡山统辖的晋军骑兵第五师，成为一名骑兵战士。我们的司令叫赵承绶，师长叫袁平番。入伍不久，我跟随部队开到了张家口一带。
在这个部队里，我总共当了三年兵。三年中，今天是阎锡山联合冯玉祥打张作霖，明天又是联合张作霖打冯玉祥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，明天就变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。就这样，整天缠绕在内战圈子里，越打越觉得不对头，越打越没通过在部队的锻炼和学习，我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。那就是劲儿。
为什么要当兵?应该为谁打仗?中国人为什么要自己打自己?慢慢地，我开始讨厌起这样的部队生活。于是，大约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，我离开了这支队伍，解甲归田，回到我的家乡达拉特旗南红桥，准备安心种一辈子地，成家立业，当一个忠实的庄稼人。
可是，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我回来的时候，康济民王爷已经统治达旗。康王荒淫挥霍，不得不大量放垦土地，这样就引起了“独贵龙”运动。包头驻的奉军和河套的冯玉祥部队仍在混战。
达旗滩上土匪甚多，杂税与日俱增，根本就没有个安宁的日子。我脑子里那个“安居乐业”的小康家庭变成了幻想，彻底破灭了。不得已，在一九三年的时候，由亲戚引荐，我到了东胜县三区，即现在的泊江海子当了区兵。
这区兵是地方兵，主要任务是维护本地区的社会秩序，保护区公所的正常工作。在军事上是受阎锡山所属的王靖国七十师管辖。一九三五年我当上了区自卫队长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由于采取消极抗日，加之德王助纣为虐，归绥，包头等地相继沦陷。随之伊盟封建王公上层中少数亲日派投降了日本。达旗还建立了伪政权。有的地方兵也认贼作父，穿上了伪军服装，到处残害百姓。
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开始踏上了鄂尔多斯高原，建据点，设哨所，培植亲信，抗日军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老谋深算的阎锡山为了保存实力，把王靖国的七十师调回了山西，使我们这些地方小武装成为群龙无首，不知所措的孤军。
王靖国的七十师开走以后，的五十八军黎明军长率军来到榆林驻防。有个武川人叫张二雄，是黎军长的好朋友。他从抗日的目的出发，到处游说，让我们归附五十八军，以充实其力量。我们当然同意。
于是，就在这年冬天，我把队伍开到榆林整编。我们被编入骑兵师，师长叫刘孝贤，旅长是原包头第三大队的大队长王善镜（王文才）。
我们这个旅共有六个骑兵团。我是五团的团长。王永清是六团的团长，刘吉权是七团的团长，智永川（外号叫智黑青）是八团的团长，刘牛是九团的团长，张步程是十团的团长。
正当我们整编好准备开赴抗日前线的时候，师部调王善镜旅长回去开会。可过了几天，我们得知他们内江，以开会为名把王旅长调回去给打死了。
动不动就骨肉相残，成什么体统呢?于是，我们各拉各的队伍，各找各的门路，把一个刚刚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又解散了。我当时想，反正不能把枪口对准中国人。大敌当前，首先应该把枪口对准侵略者。因此，谁抗日我就听谁的。
回来以后，就归附了邬青云这支抗日队伍。邬青云当时是二十二军骑兵营长，让我给他当了一个补充连的连长。我不计较官位大小，只要能打日本就达到了目的。
二十二军的军长是高双成（由八十六师扩编而成），是邓宝珊将军的部下，他们也驻在榆林。一九三八年春，二十二军的骑兵部队开始扩编，组建了伊东游击纵队，不少有民族自尊心的地方部队都参加了进来，这样就编了五个支队。支队首领即：
邬青云的一支队有三个团，一团长叫金虎成（蒙名叫其劳），二团长是我（赵成壁），三团长是杨占山（即杨小三）。
我这个团的团部起先在三顷地，共四个连队，他们分别驻守在树林召至新民堡一带。我的一连长是傅德胜，二连长是赵连璧，三连长是阎福常，四连长是苏子诚。他们都骁勇善战，是我的得力助手。
大约到了一九四一年春天，我接到了支队部的命令，让我把队伍全开到河东的公庙子（现属乌拉特前旗）待命。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，我把部队带到公庙子后，才知道是支队长邬青云和四支队的陈秉义投了日，归附了大汉奸王英的绥西联军，让我们开到河套和傅作义将军的抗日部队打仗。
得知这一消息后，我十分气愤。为什么不能始终把枪口对外而要互相残杀呢?想到这里，我连夜把队伍带了回来。记得当时正值开河时候，我们的士兵是踩着冰块，冒着生命危险过了河的。
但是，当我们踏上自己的土地，想到又能打击日本侵略者，不当亡国奴的时候，我们真有许多说不出的高兴。
我回来以后，很快派人和军部取得联系。军部从抗战出发，仍然保持了五个支队的建制。我担任了第一支队的支队长，把韩祥符的部队编成了四支队。
我这个支队有三个团，大约一千多人马。一团长是赵连璧，二团长是杨文焕，三团长是曹克让。曹的人马很少，我让他迅速组织力量，扩充队伍，投人战斗。
就在我积极组建队伍，准备和日本鬼子大干一场的时候，军部从我身体等各方面考虑，调我回军部当了参议，这已经是一九四二年春天的事了。
调回军部任参议以后，军领导让我带了几个士兵和八支枪，回到家乡东胜一带，其任务是了解前方敌情，给军部反映。直到一九四九年“九•一九”和平起义，我一直是军队编制，上校级待遇。
日本鬼子占领包头以后，为了向大西北侵犯，在大树湾，召君坟，新城等地设立了据点。同时，建立了伪政权，武装了伪军，经常出来骚扰百姓。达拉滩上烽火四起，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不少群众为了生存，他们把家都搬到梁外，挖个土窑，门口堵一捆柴草就算是家。每到春天，又不得不拖儿带女，来到滩上，搭个茅庵开始种地。遇到日伪军扫荡，他们就到处躲藏。凡躲不过的，都要遭到残害。
日伪军所到之处，实行“三光”政策，见人就杀，见牲口就抢，见房子就烧。王二窑子大屠杀，两次强占新城，火烧王爱召等残酷场面，我都亲眼见过，真是惨不忍睹。敌人越是凶狂，越能燃起我们民族仇恨的火焰。从而对提高自己队伍的政治素质更有了紧迫感。
我常教育我的部下，让他们要保护群众的利益。我告诉他们说：百姓已到了骨干髓尽的地步，再不能坑害他们了。我郑重地宣布过：只要是群众反映你们谁有害人行为，我一定要按军法严惩。
为了摸清群众对部队的反映，我在三顷地驻防时，一次曾扮成一个过路人，到了董家营子（现在树林召镇内）一户姓董的农民家里，和他攀谈起来。在我们谈的热火以后，我问起了当地驻军的纪律。老董告诉我说：赵锁子（我的小名）这个团还是比较规矩的，不害百姓。就这样，我和老人交了朋友，让他经常给我反映群众对部队的呼声。
尽管我们是的杂牌军，但是，由于积极主张抗日，且一直把抗日作为教育战士的宗旨，因此对老百姓的利益还是保护的，所到之处还是受到了群众的爱戴和支持。
可是，当时由于我们的装备远远不如人家，加之骑兵出动目标大，所以，我们往往采取夜间行动，游击式的打法。白天我们藏起来，有利就打，没利就躲。而日伪军因地理生疏，多在白天行动，晚上就躲在据点里。就这样，形成了一种拉锯式的游击战争。
从一九三七年冬至一九四二年春的几年中，我们和日伪军不知打过多少仗。开始我们的伤亡比较大。主要原因是装备差，各部队间协调作战不够，对飞机，坦克等洋家伙也不甚了解，就凭一股勇气蛮干。后来，我们不断总结经验，找到了对付那些洋东西的办法，慢慢地也就不怕了。方法多了，伤亡自然也就少了。
记得有一年夏天(具体时间记不清了)，我们刚从段家海子（现在大树湾乡）一带打了一夜仗回来，突然从包头飞来九架飞机，在树林召周围滥炸。飞机过后开来两辆坦克和十几辆汽车。日伪军自恃有优良的装备而十分神气。
我迅速下令各连队疏散开来，要他们瞅准有利时机再打。战士们把手榴弹捆起来躲在暗处，等坦克上来后，用手榴弹炸链轨，用步枪专射汽车轮胎......敌人冲上来，我们打下去。一直到傍晚，敌人看下不能南进，天黑前滚回去了。和日伪军打起来，我们的战士都很勇敢。这一仗我们伤亡比较大，排长杨靠山壮烈牺牲。
有时，我们也和友军配合，主动出击，以求一举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。记得在一九三九年初冬，黄河封冻不久，我们接到上级命令，要求在一个晚上把包头至萨拉旗各车站的据点都拿下来，给敌人造成一次沉重的打击。
当时，我们支队的任务是打公积板车站据点。晚饭后，我们从海留树（现属白泥井乡）出发。可是由于向导领路转了向，清晨走到了河东的五盛功（现属土右旗），被日伪军发现。他们很快从萨拉齐据点开出数量大汽车把我们拦住，我们边打边退，直到天黑才回来。
这一仗，我们不仅没有完成任务，而且也影响了兄弟部队的战绩。回来以后，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决心联合友军拿下新城据点，给我们中国人争口气。
我们的想法得到军部的支持。二十二军指挥部给我们调来了五一二团（也称老张团）和五一三团（也称小张团）两个步兵团做后盾，在其他支队配合下，我部开赴新城（现属德胜太乡）。
我们把马都藏起来，用土枪土炮向城内守敌轮番射击，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。这样一直打了半天。日伪军知道我们的力量很强，看下无法守住孤城，就弃城而逃。我们就乘胜骑马追击，一直把敌人追过了河。
这一仗我们打胜了，敌人死了很多，而且还损失了一辆汽车。我们十分高兴。回来以后，我给战士们吃了一顿好饭，让大家共同分享这胜利的喜悦。
我们估计，日伪军失败以后，恼羞成怒，一定会报复的。于是，动员周围的百姓都要搬到梁外，以防敌人突然袭击。不出所料，敌人在过了一段时间后，开着大批汽车，在飞机的掩护之下，从我旗东边的吉嘎斯太过河，西至鄂旗的碱柜，走到哪里，烧、杀、抢到哪里。尽管老百姓早有准备，但这次扫荡，给人民群众带来很大的灾难。
日本人的飞机太欺负人了，每次来了飞的很低，几乎能看到机舱内所有的东西。飞机在我们的上空绕几个圈子后，抖抖威风就开始滥炸，炸过以后就扬长而去。刚开始，我们不知道打法，老受气。
后来，我给战士们说，咱们藏在隐蔽处，只要飞机飞在射程内，就从四面八方开枪射击，这样准会击准敌机。此法果然奏效。一九三九年的古历腊月十一日（即一九四年初）清晨，我部在梁家圪堵（现吉嘎斯太乡）驻防时，一架日机从南飞来，路过我们驻地时绕了两圈开始扔炸弹。
我们的战士早有准备，就在敌机刚扔完第二颗炸弹时，瞒准敌机一齐放枪。突然，我听到飞机的声音变了调，就大声命令：
飞机猛掉头，没命地朝北方溜走。可是，刚刚飞过黄河，便一头栽了下来。我们踩着冻河跑过去，想把这个洋玩意儿拉回来。于是把所有的马缰绳拴在一起，拉的拉，推的推。但是，怎么也拽不动。我们只好拿走些能用的东西，放火把飞机烧了。
飞机着火后，战士们高兴地跳了起来。我也猛猛地吸了几大口旱烟，吐出了多年积压在心头的气。可惜，狡猾的飞机驾驶员藏在附近的地坑里，而我们当时只顾飞机，没来得及搜查，把他给放过了。不多时，日本鬼子来了很多汽车。看到他们来了，我们很快就撤了回来。这一次，我们没有一人伤亡，打下了一架日本飞机，灭了敌人的威风，长了我们的志气。
在当时那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，用步枪打下飞机，这确实是一件特大喜事。然而，我们的战绩上报以后，好长时间杳无音讯，连个表扬的话也没听到。政府抗战的诚意和对抗日的地方部队的态度究竟如何，可想而知。
从飞机上拿下来的东西中，最珍贵的要算那张了。它足有三米长，两米宽。几乎把我们国家所有的地名都标上了，而且还有地形标高。更令人气愤的是把东三省从中国的版图上划了出去。这足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狼子野心。
当年和我一起驰骋沙场的人，有的经得起长期的战火考验，成了的朋友或，有的却朝三暮四，后来成为的敌人，中华民族的罪人。这些人现在几乎全部下世了。
我是个大老粗，仅凭记忆要把时隔50年的事情说得完整无缺是不可能的。虽然谈的都是亲身经历过的事情，但难免有错误。希望读者能够提出宝贵意见。
当年和我一起驰骋沙场的人，有的经得起长期的战火考验，成了的朋友或，有的却朝三暮四，后来成为的敌人，中华民族的罪人。这些人现在几乎全部下世了。
我是个大老粗，仅凭记忆要把时隔50年的事情说得完整无缺是不可能的。虽然谈的都是亲身经历过的事情，但难免有错误。希望读者能够提出宝贵意见。
当年和我一起驰骋沙场的人，有的经得起长期的战火考验，成了的朋友或，有的却朝三暮四，后来成为的敌人，中华民族的罪人。这些人现在几乎全部下世了。
我是个大老粗，仅凭记忆要把时隔50年的事情说得完整无缺是不可能的。虽然谈的都是亲身经历过的事情，但难免有错误。希望读者能够提出宝贵意见。
